此种研究更多是一种制度社会学的视角，探讨我们合宪性审查有以及应该有怎样的特色。
不能不说这种做法存在对自由主义的潜在威胁。而法律似乎并没有对这种剧烈变化做好准备。
因此，在大部分人看来，被遗忘权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宣言。这种专断可能引发申请信息保护的主体利益违背公共利益。因被遗忘权比删除权能更加传神地表现出这种权利的法益，学界、媒体和大众更倾向于使用被遗忘权。[21]而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在被遗忘权成为一种有法律效力的权利的过程中，欧盟并没有遵循受影响最大的跨国网络公司以及新闻媒体的意见，也没有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法律规范，更没有顾忌其他国家公民的意见，而是以一种近乎专断的态度推行其监管模式。
欧盟成功地迫使搜索引擎公司承担审查责任。从法益角度看，被遗忘权似乎是无可厚非的。相较之前模糊不定的判断基准，保护规范理论为我国原告资格的判定提供了清晰确定的思考框架和操作步骤。
[76]但程序权利的推测证明作用在联邦行政法院接下来的判决中也很快被推翻。经历波澜起伏的发展历程，保护规范理论现在的意涵与初创时已大异其趣。[104] 江必新主编:《新行政诉讼法专题讲座》,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 第112页。这一点尤其体现于那些因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而引发问题的法律领域，其中典型的就是公共建筑法中的邻人保护问题。
司法严苛适用的原因可能基于防御滥诉的现实需要，也可能源自对保护规范理论本身的偏狭理解，但这种适用会对我们公允评价保护规范理论、并汲取其制度精华产生消极影响。[2]因为有相对丰富的法教义支持以及相对确定的思考脉络，借由保护规范理论来填充利害关系，相较此前模糊不清的判定基准，显得更为客观且具说服力。
[92] 主观公权利与保护规范理论始终交织，其上述问题在法律实践中也就慢慢演变为保护规范理论的问题，主观公权利的开放性也渐变为对保护规范弹性和可变性的要求。主观公权利的适用领域也因此被大大限缩，一些行政作用的特定领域因为有裁量规范的庇护，而得以从司法控制中逃脱。法律适用者必须找到相应的连接点，[66]例如规范的目的设定、产生过程、体系位置、甚至是欧盟法的规定来确定规范的保护指向，而对这些连接点的演绎生发和拓展阐释，也使保护规范理论始终处于发展历程中，并保持了相对持久的生命力。事实上，保护规范理论历经相对复杂的发展，新旧阶段的划分也只是对这一复杂过程的简化处理。
[36]但客观法基准从此前的强制性规范扩张至裁量规范，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一要素的重要性。[17]尽管耶利内克在其著作中对上述问题均有涉及，[18]但上述三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由布勒完成。这一理论不仅促成了客观公法规范与主观公权利的互相剥离，也为个人公法权利的判定提供核心指针。而客观法和主观权利的分离也终使个体重新获得独立于国家的主体地位。
旧保护规范理论的主观恣意与严苛早已受到指摘，在德国现代保护规范理论中，对规范保护目的的探求，不再主要从立法者可获验证的主观意图中导出，而依赖于对利益的客观评价。很多学者将主观公权利危机的原因直接归咎于保护规范理论，认为其需要根本的方向性调整，[82]甚至还有人激烈主张，主观公权利应与保护规范彻底告别。
[13]布勒在其有关主观公权利的经典概念中，将这种趋向彻底固化：主观公权利是臣民相对于国家所拥有的，以法律行为或是以保护个体利益为目标的强制性法律规范为基础的，向行政或国家提出要求，要求其为一定行为的法律地位。（二）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行政审判中的适用问题 在刘广明案后，诸多行政判决在论及原告资格问题时，都会援引主观公权利和保护规范理论作为说理，[107]法院似乎已经迅速接受以主观公权利来替代利害关系作为原告资格判定的全新基准。
主观权利的司法保护性也渐次在公法中消失, 并被作为私法权利的独立属性。[19] 参见注 (15) , 第76页。这一点即使是布勒本人也有觉察，任何旨在保护个人利益的规范，都会同时间接地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也常常会引发人们质疑，法律规范的主要目的究竟是服务于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唯有客观法规范具有明确的个人利益保护指向时，个人才能向国家主张其主观权利。[35] Erichsen/Martens,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Berlin: Springer, 6.Aufl., 1983, S.149. [36] 参见注 (15) , 第143页。借由保护规范理论，行政实体法与诉讼法之间的衔接对应开始展露端倪。
[45] Wilhelm Henke, Das subjective Recht im System des oeffentliches Rechts, Ergaenzungen und Korrekturen, Die oeffentliche Verwaltung, No.17 (1980) , S.114. [46] 同注 (14) , 第44页。在德国法上，第三人保护问题又突出体现于邻人诉讼和竞争权人诉讼中，但当事人并无法直接诉诸宪法基本权利获得保障，因此就需要论证，所涉及的客观法是否以及在多大范围内赋予了特别人以特别利益的保护。
关于保护规范理论，曾汇集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学理和认知，这些学理和认知造成了保护规范理论的内容模糊和适用不定，但也正是这些繁杂的学理使其成为一种具有发展可能的，内容开放的观念集合。五、开放性与不确定性：保护规范理论背后的矛盾 保护规范理论遭遇的上述责难与暴露出的显著问题引发人们思考：从德意志帝国时代诞生起至今，这一理论为何在遭遇无数批评后仍旧能够成功存续？除却学术思考和司法适用的惯性依赖外，保护规范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尽管包含了各种含混不清的要素，却同样散发出强大的吸引力，[85]大部分的批评者在猛烈抨击这一理论的同时，又都主张建构一种经修正的具有全新内容的新保护规范，其目的仍旧是希望通过提高这一理论的实施可能[86]而使之维续。
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 曾韬、赵天书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40-41页。[78]这些单项解释规则的频繁变化同样体现出保护规范内部解释规则的混杂。
在有限的关于利害关系的说理中，利害关系的界定基准也并不清晰。这一点尤其表现为：在德国的基本权利法教义学型塑完成后，因为一般自由权和防御权[63]理念的普及，只要诉讼原告是行政干预性措施[64]的相对人，就足以证明其主观权利受损，而无需再寻求一般法依据。[58] 同注 (55) , Rndr.119, 128, 136.zu Art.19 Abs.4GG. [59] 参见注 (55) , Rndr.121.zu Art.19 Abs.4GG. [60] 同注 (55) , Rndr.124.zu Art.19 Abs.4GG. [61] Vgl.Hartmut Maurer,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Muechen: Beck, 1986, S.313.ff. [62] 同注 (52) , 第589页。[65]而保护规范理论的实践场域因此移转至行政法中的第三人保护问题上。
[73] BVerfGE 15, 275 (281.f) . [74] 同注 (68) , 第178页。Vgl.F.Giese, Die 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Muenchen: Beck, 8.Aufl.1931, S.241f. [32] 在宪法领域, 德国渐次发展出基本权利法教义学, 这一理论在关注问题、权利属性认识等诸多方面上都与传统主观公权利理论相互背离, 这也导致了基本权利理论与传统公权的结构性分化。
但这个平衡器如何在两项价值之间摇摆，又需要对行政诉讼的整体制度以及主观公权利的保护现状予以系统衡量，并在此基础上对其适用宽严进行能动性调整。关键词: 保护规范理论。
而引导法院在个案判断中，借由法律解释的技术和方法来功能性地划定权利和法律上的利益的边界，同样会驱使此前一向论证简略、说理匮乏的法院，通过不断的解释实践逐步累积，并最终型塑完成我国原告资格的裁判标准。保护规范理论中所内含的矛盾由此凸显：保护规范具有适用的不确定性，但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造就了其弹性和可变性，保护规范理论在结果上的可变性使主观公权利被成功塑造为开放的、不受时间限制的法律创设，但这种开放性的代价也同样高昂。
原告资格 引言 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一直以来都是颇具争议的问题。正因为保护规范理论的可变性和开放性，对主观公权利的探求常常被回溯至普遍的世界观、法律情感以及法政策考量，而个案判定也因此轻易地就被引入主观恣意的航道，从而危及法的安定性和明确性。[101] 参见王宇与泰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管不履行法定职责二审行政裁定书, (2016) 苏12行终143号;陈振林与南京市国税局第一稽查局税务行政管理不履行法定职责一审行政判决书, (2015) 秦行初字第158号;东莞市长安镇花园业主委员会与东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一审行政判决书, (2017) 粤1971行初304号其三，探求主观公权利的法技术手段的确立。
[71]但如果主观公权利的确认是依赖于某种价值化的法律解释，必须引入价值、价值基础以及标准，在实践中就可能无法得出任何有根据的结果。尽管耶利内克通过地位理论着重刻画了公民的主观公权利，但他所塑造的公权利体系却是一种整体的主观公权利，这种公权利并非仅限于个人相对于国家的权利，同样也包含了国家的主观公权利（diesubjectiveoeffentlicheRechtdesStaates）。
这一理论所强调的，通过回溯客观法的个人利益保护指向，并借由法解释技术来探求主观公权利的方法，也为争议已久的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范围框定问题提供了扎实牢靠的实证法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司法裁判要借鉴保护规范理论来框定利害关系和原告资格，就有必要对这一理论进行整体性、脉络性考察。
但这也使相当数量的行政特权被包装为主观公权利。[30]即使在魏玛时代，宪法的整体构造已经发生了根本变革，由此带来国家法领域的方向与方法之争[31]，但对主观公权利，尤其是行政法领域的主观公权利概念却未产生实质性波及。
